不论历史意义上的启蒙是否还有现实意义，中国的人格权启蒙并没有过时，相反，启蒙刚刚开始。一旦我们省悟，我们会恍然发现，自己已接近人格权的真谛。

　　好几年前陕西延安出过一件颇为轰动的“黄碟事件”，有关此事的议论，最初都集中在财产权利的层面，因为私人财产权的神圣性，在法谚里被形象地概括为:“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这与“黄碟事件”恰好形成鲜明的对比。随着讨论的深入，才有学者开始从宪法基本权利和民法人格权的角度来看待这一事件。而就我个人的观察，关于“黄碟事件”的纷纷议论里，留下最深印象的是某位论者的这句话:“黄碟事件”发生的深刻背景，在于启蒙在中国尚未完成。

　　按照社会学家的理论，所有第三世界的现代化过程都是“外铄型”而非“内生型”的。也就是说，其现代化过程乃是从“观念开始”，从“上层建筑”开始，自外而内、自上而下的。通常都是从西方学得“现代化观念”的知识分子首先承担起现代观念的传播使命，然后使其进入政治过程，使政治和法律制度现代化，而后通过政治力量和教育力量自上而下推进。于是，“生活世界”尤其是构成生活世界基础的广大基层社会在现代化过程中会依然沿着其巨大的历史惯性向前运动，出现“观念超前、社会生活居后、制度居中”的状态。

　　这种现象，和中国目前的情形非常贴切。在立法快车如同经济快车一样突飞猛进的今天，形式意义上的民法的齐备甚至完备，并不是一个很难达到的目标。但是，民法制度的判断要素，除了是否存在条理比较清晰、用语比较规范的比较成熟的法典或法律汇编，是否存在一套比较系统的保护财产所有权、契约、婚姻家庭关系等的制度之外，还包括是否存在主张民事主体权利义务对等的观念，是否存在稳定社会经济秩序、保障市场交易能够正常进行的原则体系，是否存在在民事交往中为大家都普遍接受的概念术语，以及是否存在一些始终影响着人们的民事行为，进而对成文民事法规范起着支持、补充及纠正作用的恒定规则。

　　比如，通过研究合同法可以发现，中国的契约传统不仅悠久，而且有着自己独立的发展路径和特征。至于近现代以来有关合同的法律法规，从清末到改革开放以后，在规范性法律文件中从来就没有缺失过。但是，就社会关系变革的意义而言，契约方式并不是仅表现为一种“合约文本”的具体操作;而是它在近代社会的市民及其个体本位的社会形态中，迅速广泛地成为一种生活的规则和生活的理念。这个才是最根本的。当具有某种严肃意指并特指具体约定的“口说无凭，立字为据”，转变为诸如“亲兄弟，明算账”、“桥归桥，路归路”的流行于市民生活方式的民谚时，它恰恰说明了由某种具体事件到生活理念的根本转变，以及在世俗层面上对于传统社会关系的某种更新。马克斯·韦伯就曾指出:西方近代资本主义的兴起，除了经济本身的因素外，还有一层文化的背景。他提出的实际上是这样一个问题，即市场经济不仅是一个经济模式，而且是一种整体的文化。时至今日，大概已没有太多的人会怀疑，实际运作中的法律制度是一个结构、实体和文化相互作用的复杂有机体，要解释其一部分的背景和作用，必须调动制度中的许多组成部分。所以，法律活动只有通过具体有关情况，包括文化情况，才能理解。

　　人格作为人的文化心态和社会行为的集合，是个人自身特质和与之相关的社会现象的多重复合的产物。民法人格权制度则是从道德伦理方面，对人的品德、良知等人格因素的法律规制。它要求把人真正当成“人”，承认人作为一个“人”所应有的最起码的社会地位并且保证每个人受到社会和他人最起码的尊重。按照人们已经耳熟能详的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除了少数病态的人之外，社会上所有人都有一种对于他们的稳定的、牢固不变的、通常较高的评价的需要或欲望，有一种对自尊、自重和来自他人的尊重的需要或欲望。马斯洛把这种心理需要归纳为自尊需要，认为这种需要的满足导致一种自信的感情，使人觉得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有价值、有力量、有能力、有位置、有用处和必不可少。然而这些需要一旦受到挫折，就会产生自卑、弱小以及无能的感觉。社会发展首先是作为构成社会的人的发展。民法人格权制度对民事主体法律人格及事实人格的平等赋予，一方面奠定了“人之为人”的基础条件，另一方面又必然因此而推演出“人之为人”体面的生活的实现方式。其中有关各类具体人格权的设计以及权利救济的规定，更是把民事主体人格的独立、平等、自由和尊严体现到极致。私法主体就其本质来说就是主宰自己的意思，选择自己的行为，谋求自己的利益，承担自己的责任。“成为一个人，并尊敬他人为人”，是私法的最高命令。因此，在讨论人格权问题时如不涉及它与文化的关系、人格权的文化意蕴、人格权发展与文化进步的互动，那么这种讨论就是不全面的。这是因为，首先，文化是一个社会、一个民族特定的生存方式的展示，从根本上决定着人的发展。其次，人与文化又是相互创造的，人创造文化，文化也创造着人。

　　具体到人格权与文化的关系，有以下几点值得关注。第一，文化构成社会意识，直接推动人格权观念的演进，并且影响其权能的实现。第二，民法的“人”是以文化的人而存在的。民法上的人是一个负载着丰富文化价值的社会成员，即一个法律文化主体。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人格权，是具有文化意蕴的民事权利。对人格权的研究，必须超越法律规则本身。第三，人格权制度不能被单纯归结为解决纠纷的技术和手段。和文化的总体特性一样，它在任何时候都是社会的观念、价值、目的的统一体。站在文化的角度来认识，对人格权的理解和解释，一方面要强调法律与其他社会文化现象之间的关联性，强调这种关联的复杂性和互动关系;另一方面还要求研究者超越孤立的和机械的法律观，超越其学术本位。曾见报载，在某地居委会的党员献爱心动员会上，某支部书记未经同意而提到某人身患癌症，呼吁大家捐款“献爱心”。不料当事人并不愿披露此项事实，党支部书记一片爱心非但未得到感激，而且被当事人诉至法院。法院则认定:支部书记的做法虽未构成侵权，但显属不妥，应予批评。

　　相信那位党支部书记被诉至法院时多半会满怀一肚子委屈，否则，这件事也不至于变成新闻。面对这样的纠纷和尴尬，我敢肯定很多有识之士会呼吁要加强“普法”甚至“立法”，可其实，这纯属法外空间，关法律什么事?要避免这样的情形，应该是启蒙的任务。不论历史意义上的启蒙是否还有现实意义，中国的人格权启蒙并没有过时，相反，启蒙刚刚开始。一旦我们省悟，这些林林总总的故事尽管以纠纷、诉讼、裁判的法律面孔出现，而其实不过乃人之常情，无非就是人格尊严和人之为人的那些最基本的价值;正是人类文明和理性中永远不能跨越的那一面;那么，有一天我们会恍然发现，自己已接近人格权的真谛。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青海省人大常委会


青海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办法


颁布单位：省人大 颁布日期：2002.01.11 实施日期：2002.04.01


第一条　为了保障红十字会依法履行职责，促进红十字事业的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以下简称红十字会法）等法律、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省各级红十字会是中国红十字会的地方组织，依照红十字会法和本办法开展工作。
省红十字会在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和省人民政府指导下，依法开展同国内外红十字会和外国红新月会的交流与合作。
第三条　县级以上按行政区域建立地方红十字会，配备专职工作人员。县级以上地方红十字会具有社会团体法人资格。
上级红十字会指导下级红十字会的工作，行业红十字会接受所在地地方红十字会的指导。
第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有关行业、单位，应当保障红十字会依法履行职责，为红十字会开展工作提供必要条件。
全社会都应当关心和支持红十字事业。
第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或者红十字会对在红十字事业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应当给予表彰或者奖励。
第六条　各级红十字会履行下列职责：
（一）宣传、贯彻、执行红十字会法及本办法；
（二）开展备灾救灾工作，对自然灾害和突发事件中的伤病人员和其他受害者进行救助救护；兴建和管理红十字会的备灾救灾设施。
（三）开展对贫困人群的社会救助活动。
（四）开展群众性的卫生救护培训，普及卫生救护和防病知识，组织群众参加现场救护。
（五）开展无偿献血和艾滋病预防的宣传、组织工作；开展骨髓造血干细胞捐赠的宣传和捐赠者资料库的建设与管理工作；
（六）开展红十字青少年活动；
（七）按照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的部署，参加国内外人道主义救援工作；
（八）完成同级人民政府和上级红十字会委托的事宜；
（九）开展其他人道主义服务活动。
第七条　红十字标志的使用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标志使用办法》的规定执行，禁止任何组织和个人违法使用红十字标志。
第八条　红十字会经费的主要来源：
（一）会员缴纳的会费；
（二）接受国内外组织和个人捐赠的款物。
　　（三）动产和不动产及兴办社会福利事业和经济实体的收入；
（四）人民政府的拨款。
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挪用和侵占红十字会的经费和财产。
第九条　以红十字命名的企业、事业单位应当承担人民政府或者红十字会交付的救助任务。
第十条　县级以上地方红十字会兴办的与其宗旨相符的社会福利事业，同级人民政府应当予以扶持。
第十一条　县级以上地方红十字会可以开展救助募捐活动，可以在辖区内的公共场所设置红十字募捐箱。全省性的红十字募捐活动，由省红十字会统一组织实施。
第十二条　省红十字会依法建立青海省红十字基金会。
　　红十字会接受国内外捐赠的款物用于社会救助、公益事业和红十字事业。
红十字会在处分捐赠款物时，应当尊重捐赠者的意愿，并接受捐赠者的监督。
第十三条　企业或者个人向红十字会捐赠款物，税务部门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在计算缴纳企业所得税或者个人所得税时全额扣除。
第十四条　红十字会接收的救护、救灾捐赠物资，公安、交通、铁路、民航、海关、出入境检验检疫等部门应当优先办理有关手续。
佩带红十字标志执行人道主义救助任务的人员，有优先使用公用通讯和公共交通运输工具的权利。
标有红十字标志用于人道主义救助的物资和交通工具，享有优先承运或者通行的权利，车辆免缴养路费以及路、桥通行费。
第十五条　新闻媒体应当积极宣传有关红十字事业的法律、法规；对红十字会开展人道主义救助活动的公告、通报和公益广告，应当无偿播放或者登载。
第十六条　各级红十字会应当建立经费、财产以及捐赠款物的管理和审查监督制度，每年应当向理事会报告经费来源和使用情况。
各级红十字会的经费使用情况，接受同级人民政府的审计和财政监督。行业红十字会的经费使用情况，接受同级人民政府和上级红十字会的检查监督。
第十七条　任何单位、社会组织和个人，不得拒绝、阻碍红十字会工作人员依法履行职责。
在自然灾害和突发事件中，阻碍红十字会工作人员依法履行职责的，由公安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有关规定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八条　违法使月红十字标志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标志使用办法》的规定处罚。
第十九条　红十字会工作人员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由所在红十字会或者人民政府有关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条本办法自2002年4月1日起施行。

注：（2002年1月11日青海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