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宪法对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立法权的控制

华东政法大学2005级硕士研究升生 归永吉


内容摘要：在一国的权力体系中，中央立法机关的立法权无疑居于最高位置。这一属性决定了对其的规范只能依赖宪法而非普通法律。我国宪法虽然赋予了全国人大和常委会立法权，但却没有明确制定法律的事项和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权限，这在实践中造成了立法体制的混乱，也为立法权的扩张埋下了祸根。因此，有必要在宪法中采用列举式授权性规范的方式明确能够立法的事项以及明确人大和常委会各自的立法范围。
关键词：宪政 立法权 列举式授权性规范
一、宪政下的中央立法机关立法权来源只能是宪法
什么是宪政？宪政是以宪法为依据，以保障人民权利为宗旨，以民主、法治为主要内容和运作原则的政治制度。[1] 宪政的基本精神是建立有限政府，它要求政府的一切职权都必须有界限、不能无边无际，而对公权力范围的界定则是依靠宪法和法律。这种界定的方式主要是指由宪法和法律对政府的各项职权一一列举，明确告诉政府只能行使宪法和法律所授予的权力。有学者曾对这种方式提出了批评，“列举式授权性规范体现了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统得过死的弊端，它与今天的改革形势不可避免地发生冲突。因为改革是‘摸着石头过河’，如何具体地授权，如何限定主体的活动范围，是无法预知的。此外，市场经济也是一个不能完全为人们所认识和把握的对象，采用列举式的授权性规范立法技术亦与之不相适应。”[2]不可否认，列举式的法律规范本身有其不能克服的弊端，即无法覆盖现在或将来可能出现的所有情形。但是，并不能因为这点缺陷而否认其在维护宪政、保卫法治方面所发挥的巨大作用，更不能仅凭这点缺陷而轻易地将其放弃。法治最大的敌人无疑是政府，所以宪政国家的首要任务就是控制政府的权力，而列举式授权规范无疑是其中最为有效的一种手段。此外，将列举式授权规范与计划经济体制相联系也是毫无依据的。以美国为例，美国宪法诞生于1787年，当时的美国尚处于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阶段。然而，宪法仍旧清晰地通过列举式授权规范将国会的十八项职权一一明示。正如童之伟教授所言：“用列举的方式授予国家（政府）以权力的方式无可厚非，民主制度所需要的是权力受限制的政府，宪法的根本目的之一就是要明确划定国家权力的界限，给它规定行使范围和运行程序。”[3]
法治要求政府只能在宪法和法律的授权范围内活动、政府行使职权必须要有宪法和法律的依据。相较于其它国家机关，法治原则对一国中央立法机关的职权来源控制得更加严格，它要求中央立法机关行使职权的依据只能来自于宪法（包括宪法解释、判例、惯例等宪法渊源）而不包括任何其它形式的法律、法规，理由是：在一国的权力体系中，立法权无疑是处于最高位置。因为，谁能够对另一个人制定法律就必须在他之上。 虽然，立法主体已经从早期的一元制转化为如今的多元制，但无论立法主体如何扩大，代仪机关作为民意的代表是立法权的天然拥有者，而一国的中央立法机关作为全体社会成员的代表，无疑享有最高的立法权。由于中央立法机关拥有最高的立法权，如果不承认宪法是其权力来源的唯一依据，那么立法机关就可以通过自己制定法律的方式，合法地将宪法未授予的权力纳入到自己的职权范围内而不必担心受到任何其它法律的拘束，这种自己为自己授权且不受限制的方式必然会导致权力扩张的无限化，违背了“有限政府”这一宪政精神。与之不同，其它国家机关并不享有最高立法权，也就不存在自己为自己授权而不受宪法以外的上位法拘束的可能性。
既然中央立法机关的所有职权都只能来自宪法的授予，那么作为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权力——立法权的范围也必然只能由宪法界定。如上所述，这种界定的方式主要是依靠宪法中的列举式授权性规范来完成的，即通过宪法将中央立法机关能够制定法律的所有事项一一列举，在此基础上，一些国家的宪法还特别列出了不能够制定法律的事项、辅之有权机关作出的宪法解释、判例和长期政治实践中形成的惯例等，构成了完整的中央立法机关的立法权限范围。如美国宪法第一条第八项明确罗列了国会能够制定法律的事项、第九项和修正案第一条列举了禁止立法的事项，此外，通过宪法判例的方式，联邦最高法院又扩大了国会的立法权限。法国1958年宪法第34条也以列举的方式明确了议会的立法权范围，同时，该条还规定对于宪法第34条未授予的事项法国议会不得进行立法。联邦德国基本法也以极大地篇幅对联邦议院能够单独制定及与州共同制定的法律事项进行了列举，印度宪法更是不遗余力地明文规定了专属于联邦议会的97项立法权。
二、宪法对全国人大及常委会立法权来源的规制不足
相形之下，我国宪法对中央立法机关的立法权范围的界定过于原则化和模糊性，甚至有点形同虚设。宪法第62条对全国人大的立法权作出了如下规定：“制定和修改刑事、民事、国家机构和其他的基本法律”。宪法第67条对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权界定更是简单，“制定和修改除应当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法律以外的其他法律；在全国人大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法律进行部分补充和修改，但是不得同该法律的基本原则相抵触”。由于现行宪法并没有采用列举的方式将全国人大和常委会能够立法的事项明示，所以对何谓基本法律、何谓基本法律以外的法律、它们的界限在哪里、那些事项可以制定法律或是基本法律、哪些事项属于立法的禁区等一系列重要问题，宪法只能保持缄默。不过，上述问题在2000年颁布的立法法中得到部分的解答。该法第8条以列举的方式规定了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能够制定法律的十大事项，包括制定有关国家主权的事项、制定各级代表大会、人民政府、法院、检察院的产生、组织和职权的事项、有关犯罪和刑罚的事项等等。这部法律部分澄清了中央立法机关的立法权限，较之于宪法的模糊规定，在立法技术上无疑上了一层台阶。但是，这种表面上的进步换来的却是我国法制建设的重大倒退。笔者认为，立法法第8条违背了宪政精神和法治原则。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作为我国的中央立法机关，其职权来源只能出自于宪法，它们的立法权范围也只能是由宪法界定；而立法法的制定主体是全国人大，由该法对全国人大和常委会的立法权进行界定，也就等同于立法机关自己为自己授权、自己作自己的法官，这种界定必然会为立法机关的权力膨胀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或许有人会为立法法辩护，认为该法第8条是对宪法第62条、67条中的“法律”一词的所作的解释或者认为立法法是宪法性法律文件，本身属于宪法的渊源，由其对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权限作出界定也是合宪的。笔者认为上述两种观点都存在相当的谬误。第一种观点是建立在这样一种前提上，即全国人大拥有宪法的解释权。但根据现行宪法第67条第1款的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解释宪法，监督宪法的实施。”宪法本身似乎并没有授予全国人大有解释宪法的权力。有学者认为，尽管宪法没有规定全国人大有解释宪法的权力，但全国人大当然具有不言而喻的宪法解释权。因为全国人大有权行使它认为应该由它行使的一切权力；而且全国人大有权改变或撤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不适当的决定，这其中就包括关于宪法解释的决定。[4] 对此观点，笔者不作评论。但是，即使承认全国人大拥有当然的宪法解释权，也不意味着立法法第8条是对宪法的解释。因为，任何公权力的行使都需要按照法定的程序和明示的方法进行，立法法的制定是全国人大严格按照立法程序而不是宪法解释程序进行的。况且，全国人大也只是宣称立法法是我国的一部基本法律，从未声明它的部分条款是对宪法的解释。另外，笔者认为在现行宪法本身未对条文中的“法律”一词作出任何界定的情况下，即使采取扩大解释的方法，也不可能仅仅从“法律”这两个字的字面含义，通过语言学和逻辑学的解释，推断出诸如立法法第8条的一系列规定。严格意义上讲，立法法第8条是对宪法第62条、67条的增添，它应该属于宪法修正案的范畴。另外一种观点——认为宪法性法律是我国宪法的渊源（从而间接证明了立法法可以对制定法律的事项作出规定），在我国宪法学界似乎已经成为了一个无可争议的事实。如周叶中教授认为：“我国宪法的渊源形式大致包括成文宪法典、宪法性法律、宪法惯例、宪法解释和国际条约。”[5]胡锦光、韩大元两位教授说：“我国是实行成文宪法的国家，同时又属于成文宪法国家，宪法的渊源主要包括宪法典、宪法性法律、宪法惯例、宪法解释和国际条约。”[6] 笔者认为上述观点同样值得商榷，至少在成文宪法国家，宪法性法律绝对算不上是宪法的渊源。法理学一般将法的渊源定义为：“那些具有法的效力作用和意义的法的外在表现形式”[7] 借用此概念，可以将宪法渊源定义为具有宪法的效力作用和意义的宪法的外在表现形式。在成文宪法国家，宪法典是最重要的宪法渊源。它在一国法律体系中处于最高位阶，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宪法修正案是对宪法典的部分改变、增加或删减，它是宪法典的当然组成部分；宪法解释是对宪法规范的内涵和外延以及词语用意加以诠释和说明，它是宪法的延伸，是宪法本意，它自然具有与宪法同等的效力；宪法惯例则是默示的宪法规范，它是由一国在长期的宪法实施活动中自然形成的具有宪法规范拘束力的宪法规范形式；上述三种法律规范与宪法典一样，都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作为宪法的渊源自然是无可厚非的。反观宪法性法律虽然与宪法典具有密切的联系，但是它毕竟是立法机关的产物，体现的是立法者的意志。而宪法则是由人民直接参与的成果，体现了全体社会成员的集体意志。即使在一个最完美的民主国家内，民意代表的意志也不可能等同于人民的意志，不能将宪法性法律视作是宪法的本义或者一部分。况且，我国宪法本身也规定宪法性法律在内容上必须服从宪法，在制定和修改程序上宪法性法律也远不如宪法典那样严格，这说明宪法性法律无论在实体上还是在程序上都不具有宪法典的那种最高效力。自然，它不应当被纳入到宪法渊源的范畴。宪政对现代社会提出了两条铁律：为了保障公民权利，宪法提出了“法无禁止皆自由”；相应的，为了限制国家权力，宪法又规定了“法无授权不得行”。由于我国宪法并未对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事项作出列举式的规定，属于明显的失位；同时立法法虽然对此作出了规定，但属于明显的越位而无效。
三、宪法基本权利规范——立法职权的第二来源
如上所述，列举式授权性规范是宪法授予有权机关职权的最主要方式，但它并不是唯一的方式，制宪者往往还可以通过另一种方式，即宪法基本权利的内涵来间接赋予国家机关权力。“公民的宪法权利亦称公民的基本权利，它是由宪法所确认的首要的、根本的、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权利。”[8] 公民基本权利条款作为宪法的一部分，与其他宪法规范一样，具有相同的宪法效力，这种效力体现为它对公权力具有直接的、天然的拘束力。所谓直接的拘束力是指当国家机关滥用权力作出剥夺或侵害公民基本权利的行为时，公民可以直接援引宪法条款来对抗公权力；或者当国家机关消极不作为时，公民可以根据基本权利条款迫使其履行义务。所谓天然的拘束力则是指无需宪法本身对基本条款的这种拘束力作出明文规定，只要宪法规定了基本权利条款，就可以直接制约公权力。如法国1958年宪法仅规定议会有权对有关公民基本权利的事项立法，并没有在宪法典上明文禁止议会制定侵害公民权利的法律。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基本权利条款一直都是宪法委员会衡量议会立法合宪与否的一个重要标准。同样，我国宪法虽然未对基本权利条款的拘束力作出明文规定，但是，毫无疑问这种拘束力是肯定存在的。在宪法学界，一般将基本权利分类为三代人权，即自由权（第一代人权）、生存权（第二代人权）和发展权（第三代人权）。其中，自由权的主要功能是防御功能，它排斥政府不合理的干涉且它的实现也不需要政府的积极作为。因此，这类权利对立法机关的间接授权的内容和范围上都是比较有限的。第二、三类人权的主要功能是受益性，它们的实现仅仅依靠于政府的消极不作为是不够的，更需要政府的积极干涉。所以，这类权利的出现更是间接授予政府大量列举式规范未明确的权力。由此可见，基本权利条款对中央立法机关的拘束力体现在两方面：首先，它禁止立法机关制定侵害公民基本权利的法律。“基本权利就告诉国家权力，请注意，这是公民最基本的权利，是公民做人最基本的资格，是在任何情况下国家权力都不能剥夺的。”[9] 其次，它要求立法机关尽一切可能为基本权利的实现创造机会，在必要与适当的时候，必须对相关的基本权利条款立法，使得宪法原则的、抽象的保护能够转化为具体的、明确的法律保障。后者正是中央立法机关立法权来源的一个重要渠道。
四、结束语

由于我国现行宪法并没有通过列举的方式对全国人大的立法权限作出界定，而立法法虽然对能够制定法律的事项作出了规定，但这种授权本身是有悖于宪政精神。所以，这种立法规范上的缺陷可能会为立法权的肆意扩张埋下祸根。此外，考虑到我国立法机关独特的组织结构，在宪法上明确能够立法的事项更加显得必要。全国人大有权制定刑事、民事、国家机构及其它基本法律；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基本法律以外的法律。那么“其它基本法律”和“基本法律以外的法律”之间的界限又在哪里？宪法和立法法都没有对此作出规定。在实践中，哪些法律草案提交全国人大审议，哪些法律草案提交常委会审议，程序上都是由委员长会议决定。这种判断方式主观臆断性较强，并不符合民主精神。所以，笔者认为有必要在将来的修宪过程中通过列举的方式明确制定法律的事项以及基本法律和其它法律间的界限，并通过宪法解释和宪法惯例构成一个完整、清晰、有限的中央立法机关立法职权范围。



参考文献:

[1][3] 童之伟. 法权与宪政[M]. 山东: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1.

[2] 郝铁川.论良性违宪[J]. 法学研究,1996,(4).

[4] 胡弘. 试论宪法解释[J]. 现代法学, 1999, (5).

[5] 周叶中. 宪法[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6] 胡锦光, 韩大元 . 中国宪法[M].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04.

[7] 张文显. 法理学[M]. 北京: 法律出版社, 1997.

[8] 杨海坤. 宪法基本权利新论[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9] 郝铁川. 快乐的猪和痛苦的人——中西法律思维差异[A]. 河畔之声：华东政法学术演讲录（第一辑），2002.


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人民政府


北海市计划生育管理若干规定



第一条 为了对人口发展进行计划调节，提倡晚婚晚育，实行少生优生，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计划生育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广西壮族自治区计划生育条例实施细则》（以下简称《细则》）有关规定，并结合我市的实际情况，特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各级党委、政府要把计划生育工作列为各级领导任期目标岗位责任制的重要内容，定期考核，跟踪奖惩，实行“一票否决”，确保人口计划的完成。

第三条 各有关部门要按自治区规定的职责，支持计划生育工作人员依法履行职责，密切配合，把计划生育工作作为本部门的一项重要工作抓好，同时列为单位年内岗位责任制的重要工作进行考核，对关心支持和开展计划生育工作成绩显著的单位和有关人员给予奖励。

第四条 实行“一证管多证”。已婚育龄人员申办个体工商营业执照、暂住证、施工证、务工许可证等，必须持户籍所在地县（区）以上计划生育行政管理部门发放的常住人口《计划生育证》或《流动人口计划生育证明》，并每年由县（区）计划生育行政管理部门验审一次，有关部门方可准予办理有关证件。

第五条 坚持计划生育的“三为主”方针，建立健全计划生育的宣传阵地和服务网络。县（区）、镇（乡）街道办事处、村（居）委三级都要建立人口与计划生育基础知识教育学校及服务站、所、室，有专人负责，并配足有关器械、资料，做到人员、阵地、措施、责任、活动五落实。

第六条 要提倡晚婚晚育，实行少生优生。符合晚婚年龄初婚的夫妇，除国家规定假期外，另增加晚婚假12天，一方符合一方享受。晚婚的夫妇可以优先发放“生育证”，符合晚育年龄生育第一胎的增加晚育假14天，同时给予男方护理假7天，对晚婚晚育者，婚假、产假、护理假期间，工资照发，不影响年终全勤评奖和评选先进。

第七条 符合政策生育第一个孩子并在产假期间领取《独生子女优待证》的夫妇，除另增加产假20天外,一次性发给奖金100至200元，凡终身只生育一个孩子的均可申请领取《独生子女优待证》，并从其领《独生子女优待证》之月起至小孩十四周岁止，每年发给保健费100元，奖金和保健费均由夫妇双方单位各付一半。一方是职工，另一方是城镇居民、农（渔）民的，由职工一方全付；一方是个体工商户，另一方是城镇居民或农（渔）民的，从个体工商管理费中列支；夫妇双方均为城镇居民或农（渔）民的，由当地镇（乡）、街道办从统筹费和征收的计划生育费中解决；“三资”企业单位中的职工由单位支付，农（渔）民领取《独生子女优待证》的独生子女可享受两个孩子宅基地和土地安置费，同时可以办理独生子女父母亲养老保险，农村双女户结扎给予办理养老保险，保险费由国家、集体、个人共同负担。

领取《独生子女优待证》后再生第二个孩子的，停止其子女享受独生子女待遇，已享受的一切待遇全部退回。

第八条 坚持避孕为主，实行孕情管理制度。凡已婚的育龄夫妇，在履行计划生育义务的同时，必须做到：

（一）已生育第一孩，必须在产后三个月内一方落实长效避孕措施，已生育二孩以上的夫妇（含二孩）必须在产后3个月内一方施行绝育术，有手术禁忌症者除外，逾期不结扎者，由县（区）以上计划生育行政管理部门给予农业人口1000元的罚款，非农业人口3000元的罚款，并限期落实绝育措施，所罚款项不退回；属国家职工的，除按非农业人口罚款外，由单位给予工资、职务主要一方辞退处理，在辞退后6个月内自觉落实绝育措施的，可恢复公职；但工资不补发。

（二）坚持孕检制度。农业人口已婚育龄妇女必须每季度免费参加一次孕检，非农业人口已婚育龄妇女每半年免费参加一次孕检（离婚、绝经、丧偶、持《生育证》待育、结扎后一年以上无怀孕史者除外）。

（三）属环扎对象而不宜施行环扎手术的夫妇，必须持有县（区）以上卫生医疗及计生技术部门出具的《疾病诊断证明书》，《疾病诊断证明书》必须有二名医师签名方才有效，任何个人出具《疾病诊断证明书》均无效。

（四）属环扎对象并有禁忌症的必须与计生部门签订计划生育合同协议书并采取其他有效节育措施。

（五）施行计划生育手术的单位及个人，必须持有县以上计划生育行政管理部门或卫生部门颁发的《计划生育技术服务许可证》、《计划生育技术服务合格证》、《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简称《许可证》和《合格证》）。无《许可证》的单位和无《合格证》的人员及个体行医人员不得施行计划生育手术，违者依法处理。

（六）施行计划生育手术的单位或个人，严禁给受术者出具假手术证明，严禁给孕妇作胎儿性别鉴定，违者由县以上计划生育行政管理部门给予当事人5000元罚款。同时追究当事人及单位主要领导的责任，对为受术者出具假手术证明的单位，计划生育行政管理部门拒付其当年节、绝育手术费，并视情节给予行政处分。

第九条 坚持持证怀孕生育，严禁无证生育，没有结婚证不能发放《生育证》，生育必须履行审批手续，不按程序发放生育证的，追究当事人和单位主要领导的责任。

第十条 计划外怀孕者，一律要采取补救措施，经教育不采取补救措施终止妊娠或坚持生育的，除怀孕、分娩的一切费用自理，产假期间不发工资、奖金外，分别按以下情况对夫妇双方进行处理。

（一）对未达到法定结婚年龄及其他非婚怀孕的，由县以上计划生育行政管理部门给予农业人口3000元罚款，非农业人口5000元罚款；已生育的，并一次性征收农业人口5000元，非农业人口10000元计划外生育费；属干部职工未达到法定婚龄生育的，给予双方开除留用一年处分；属党员的同时给予留党察看一年的处分；属非婚生育的，给予开除主要一方公职处分，属党员的同时给予开除党籍的处分。

（二）符合条件生育第一孩但未领取生育证而怀孕的，由县以上计划生育行政管理部门给予农业人口l000元罚款、非农业人口2000元罚款；已生育的，并一次性征收农业人口500元，非农业人口1000元计划外生育费。

（三）符合条件生育第二个孩子但未领取生育证而怀孕的，由县以上计划生育行政管理部门给予农业人口l000元罚款、非农业人口2000元罚款；已生育的，并一次性征收农业人口2000元，非农业人口5000元计划外生育费；属干部、职工的，给予主要一方开除留用一年的处分，属党员的同时给予留党察看一年的处分。

（四）超计划怀孕一个孩子的，由县以上计划生育行政管理部门给予农业人口3000元罚款、非农业人口5000元罚款；超计划生育一个孩子的，并一次性征收农业人口15000元，非农业人口25000元计划外生育费；超计划生育两个以上孩子的。加倍处以罚款；属干部职工超生一个孩子的，给予主要一方开除公职，另一方开除留用一年的处分；超生两个孩子的，给予夫妇双方开除公职的处分，属党员的，同时给予开除党籍的处分。

（五）对重婚、姘居生育的按前款规定加倍征收计划外生育费，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以上征收款项由县（区）以上计划生育行政管理部门一次性征收，确有困难的，可分期或限期交付，逾期不交付的，属农（渔）民、居民的可用非生产性实物抵偿，属职工的，可用实物抵偿；计划外怀孕罚款后，经教育后采取补救措施的，所罚款如数退还本人。

第十一条 维护《生育证》的严肃性。凭《生育证》办理小孩出生户籍、粮油手续。

（一）《生育证》的发放单位原则上由女方户口所在地计划生育行政管理部门按程序发放：①《一孩生育证》由女方户籍所在地镇（乡）、街道办事处计生办审批，报县（区）计划生育行政管理部门备案；②夫妇双方为农业人口符合条件生育二孩的，由镇（乡）计生办及三区计划生育行政管理部门审批；③市辖三区的非农业人口、半边户、再婚、依法抱养等符合生育二孩对象和全市独生子女残疾儿童、残疾对象的《二孩生育证》由市计划生育行政管理部门审批；④合浦县的非农业人口、半边户、再婚、依法抱养等符合生育二孩对象的《二孩生育证》由合浦县计划生育行政管理部门审批。

（二）凡由市、县（区）、镇（乡）审批的二孩生育对象，必须到审批单位按规定交纳二孩生育费后，持批文到女方户籍所在地计划生育部门领取《二孩生育证》后方可怀孕。

（三）各级计划生育部门收取计划内二孩生育费必须按规定上缴，根据桂政发［1992］32号文件精神规定，合浦县按文件规定上缴自治区计划生育委员会，海城区、银海区、铁山港区按收入的25％，分别上缴给市计划生育委员会（其中5%上缴自治区计划生育委员会）。

（四）凡领取了《生育证》而怀孕的对象，不准擅自作人流、引产术。确因病需要人流、引产者必须经县以上计划生育行政管理部门批准，不经批准，擅自作人流、引产者，所发的《生育证》作废，并在五年内不安排生育。

（五）符合生育二孩条件的对象，有下列情况之一者，不安排生育：

1、不交纳计划内二孩生育费的；

2、凡是农（渔）业户口的育龄妇女（不脱离农业生产、不随夫生活者除外）嫁入城镇，男方是非农业户口的；

3、夫妇双方是农（渔）人口，离开户籍所在地一年以上，现居住在城镇生活，从事个体工商，运输、建筑等职业的；

4、农（渔）人口转非农业人口，转非前已领取了《二孩生育证》的，《二孩生育证》的有效期原则上为十二个月，但从农转非之月起怀孕8个月以上者（含三个月），原发《生育证》有效，否则，所发《生育证》无效。

（六）凡我市常住人口持有异地（以女方户籍所在地为当地）计生部门发的《生育证》必须按规定办理《生育证》更换手续，并持更换后的《生育证》到公安、粮食部门办理入户登记和粮油手续。

第十二条 未依法办理手续而收养他人子女的，按超计划生育处罚。

第十三条 关于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问题，另行制定管理办法。文件出台前，仍按国家、自治区有关文件规定执行。

第十四条 超生（含计划外二孩）的夫妇，七年内不得晋升、不得调资、不得招工招干、不得评先进，不得农转非；超生的二孩七年内不得办理户口、粮油手续，不得分责任田、宅基地。超生的三孩十四年内不得办理户口、粮油手续，不得分责任田、宅基地。

第十五条 凡有超计划生育的机关企事业单位，除追究单位主要领导责任外，该单位当年不得评先进，同时取消当年年终奖、岗位责任制奖金。

第十六条 国家、各省区（含省区内各地市）驻我市的各有关单位及“三资”企业的计划生育工作，接受当地党委、政府的管理。

第十七条 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超施行。

第十八条 本规定由市计划生育委员会负责解释。